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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也是一种时代病

我从2000年左右开始从事正规的心理咨询，20年左右，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人们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丰富，文化环境和时代的变迁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的客户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神经症。简单来说就是当事人的人格和人格发展是完整的，没有重大的心理缺陷。在现实生活中，他/她可能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好老师、好医生，社会适应能力也不错，但他们心里很痛，所以我寻求帮助。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痛苦是由他们内在一些与严格的道德标准相冲突的本能需求造成的。

如果我们参照西方心理咨询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西方心理分析的出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在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宗教和神学的影响力下降了。圣经原本为人生问题提供了终极答案，但当这个答案被否定时，人们到哪里去寻找答案，又如何面对价值观的冲突？咨询已成为替代渠道。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他的大部分案例都处于神经症水平，他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治疗神经症水平的来访者。为什么弗洛伊德会提出性欲理论？正是因为那个时代，性才被禁止。人性中这种被压抑的部分会导致心理障碍，例如强迫症和歇斯底里。

类似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在中国。在过去的 30 到 40 年间，我们也经历了一个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多元的时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早年我遇到的很多客户都有一种典型的神经症，叫做“恐人症”。这种症状在西方很少见，在东亚文化中更为常见。在日本，它被称为“红脸恐怖”。这样的游客在社交场合不敢与人对视，一见面就脸红。

脸红是害羞的表现，基本上与性有关。我国著名的早期心理治疗师钟友斌针对这种神经症提出了一套认知理解疗法。他发现来访者在进入青春期后会产生对异性的欲望，但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告诉他们，这种性幻想是肮脏的。他们之所以不敢看人，是怕周围的人看穿他们，被人当成流氓。道德观念太强，压抑了本我的需要。而且现在我们对性的概念更加开放，我在一线城市已经十多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例了。有一段时间，我去河南督导当地的顾问，也能找到这样的案例。不同地域、文化、道德观念的变化存在时间差。

大约 10 年前，我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客户患有人格障碍。人格障碍不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通俗地说，是一种人格缺陷，比如特别自恋，比如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表演型人格，情绪不稳定，渴望和害怕亲密，自觉有伤害倾向高级心理咨询师，缺乏同理心高级心理咨询师，缺乏同理心。同理心资深心理学家的感想，并且可能特别偏执。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基本的环境。很多时候，人格障碍与早年的心理创伤有关。回首往事，这些游客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大变革时代，家庭结构逐渐瓦解。当人们享有更多的选择自由时，很多人选择放弃稳定的家庭生活，而不是积极改善，离婚率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国有大量留守儿童。在城市也是如此：父母工作很忙，孩子被委托给老一辈全权委托，或者干脆被寄养。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成长的环境中，这些孩子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亲密关系，这对性格发展有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寻求心理咨询帮助。有时候我觉得有些客户不是特别苦恼，我觉得我对他们也没什么特别的帮助。我明确告诉他们没有必要再进行辅导，但他们坚持要花很多时间和金钱进行辅导。原因是这些人是因为寂寞才来的，现实生活中并没有满足人们对亲密的需求。

我是“70后”，年轻的时候社会比较僵化。你们从小到大都住在同一个地方，你们有朋友，你们有朋友，街上的人彼此认识，彼此很了解。当人们遇到困难时，有很多熟悉的、值得信赖的人可以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支持。什么是“根”？是你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人是高层次的动物，不能随便找人倾诉，感情没有到一定的层次，就无法分享内心的感受和经历。

在当今的大城市中，这种社会结构正变得越来越不常见。大量的人是移民，“北京漂流者”和“上游漂流者”。人们背负着工作压力，缺乏情感出口。一个独立的人住在小房子里，一个人养活一家人，没有饥饿，没有朋友，没有知己，没有亲密的关系，这是一种自我禁锢的状态。咨询实际上人为地创造了一个提供特殊情感支持的环境。专业，为你保守秘密；它是专业的，因此它了解您的感受和经历；它是平等的，你不必担心因为说出你的想法而被拒绝和贬低。

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意义感”

人们对心理咨询的需求也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物质丰富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物质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感越来越小，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迫切。但悖论是这样的：我们刚刚经历了，而且还停留在一个过度唯物主义的时期，而我们恰好在精神层面上是荒凉的。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发展、提高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荒凉中，近年来，我的一批新客户出现了，这颠覆了我过去的专业看法。

我在大学从事自杀危机干预工作。 2010年，我提出了“树理论”。如果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问题多多，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就容易产生抑郁或绝望，甚至可能自杀。传统的心理治疗，无论是家庭治疗、心理动力学治疗还是认知行为治疗，都有很多成熟的方法可以改变出身家庭对个体的影响。但后来，我遇到了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他大学第一个月自残，第四个月期末考试企图自杀。在为这个学生做危机干预的时候，我发现，和我之前的所有经历不同，我没有看到非常典型、非常明显的家庭问题，也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创伤经历。咨询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咨询和抗抑郁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他仍有明显的自杀倾向。因为他同时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我们把他送到了精神科专科医院住院治疗。

当时中国一个很好的心理医生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应该很容易治疗，我们有很好的药。 1997年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是一名有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我也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但两个月后，当我去医院看望这位同学时，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好像效果不明显，他还有很明显的自杀倾向，其实也没办法。”去做吧。”

孩子不得不放学回家。这段时间他还在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但当我回到学校时，我发现他仍然没有好转。最后，当孩子再次企图自杀时，他不得不辍学回家。我很难过。我相信以这个孩子的智力、性格和情商，他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但是我们努力了4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功。

在我的危机干预期间，在咨询室里，我遇到了越来越多相似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他们都会告诉我：徐老师，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的自我在哪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世界；我这20多年的日子就像为别人而活，我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016年，我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这些客户的症状符合抑郁症的诊断，他们抑郁、兴趣、快感缺乏，但这些症状不是很严重和突出。他们可能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的关系通常很好，但他们因身处其中而深感疲惫。它们对生物治疗不敏感，甚至无效。传统的心理治疗也无效。

当我第一次谈到“空心病”时，我是针对学生的。事实上，我也帮助了很多社区客户，他们是成功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专业人士，但他们就像这些成绩优异的孩子一样。成绩和成绩似乎是一种瘾，一种毒品。他们似乎花了很多时间生活、学习和努力工作以获得成就感。但当他们发现自己得到了所有这些东西时，他们的内心还是空荡荡的，有一种强烈的无意义感。在咨询室里，他们说，“我不觉得我真的还活着。” “我知道我一切都很好，我应该满意，但我不满意，我觉得我可以随时离开。” “我唯一担心的是这是我的孩子。如果我没有孩子，我现在可能已经走了，不是因为我有任何痛苦，而是因为我认为这样的生活不值得。”

我越是接触这样的客户，我就越觉得他们和患有“空洞病”的大学生一样，承受着一种强烈的社会价值观，即生活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金钱、地位、学习和工作仅仅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其实，人们心中还有更高的追求，比如单纯的好奇，探索的快乐，比如因为帮助他人而得到的自我肯定，比如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热爱和认同。然而，在狭隘的功利价值观下，人性和良知被忽视，人们无法体验发自内心的喜悦和自我肯定。类似的问题在西方社会长期存在，并没有得到解决。这种精神上的空虚导致了吸毒、滥交、犯罪等大量社会问题。

近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一套“空心病”的应对方法。我将与客户讨论他在目前的生活状态下可以追求什么。我会帮助他发现他的真实存在，实现他的自我肯定，摆脱他过去对外界评价和功利目标的依赖。但有时，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感到无能为力。过去，我们都是在处理情绪，处理行为，处理认知，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问题。这是终极问题，也不容易回答。

咨询遵循医学模式。顾问就像医院里的医生。当一个人得了肺炎时，医生可以给他抗生素，并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但是当这家医院一年前收治了10000名患者，现在需要收治100万名患者时，这不再是一个医生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假设我们确认雾霾是肺炎增加的原因，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培训医生、开更多的药，还是应对雾霾？我整天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初中和高中的孩子拒绝上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考试压力太大。而只要这个压力足够大，所有人都可以崩溃。中国大学生在中国所有人群中获得的心理服务最好。国家规定高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与大学生的比例应达到1：4000。但是你会发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这个比例可能是1：400，但美国大学生的问题远比我们多。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另一条路

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越来越觉得心理咨询并不是解决时代病和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作用有限。在美国，心理咨询的医疗模式被广泛推广并纳入商业医疗保险，但美国精神疾病的患病率高达26.4%。面对大规模的心理问题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2008年5月17日，我到汶川开始灾后危机干预。数千万人受到影响，近10万人死亡或失踪。如此严重的创伤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你怎么能治疗它？坦白说，我感到很无助。面对如此众多的受害者，全国只有大约33人接受过完整体系的西方创伤治疗培训。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不懂当地的方言。从汶川回来后，我第一时间参加了校长办公会，汇报了情况。我们与成都当地的一所大学合作。对方在重灾区彭州有一个建设良好的校园。我们在校园内建立了心理咨询中心。然而，很少有当地游客寻求帮助。大学、心理辅导、创伤干预，这些话都离当地生活太远了。当我们主动与受害者交流时，我们会发现他们并不知道抑郁或焦虑是什么，我们根本不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中。心理咨询注重“帮助自助者”。受害者没有这种求助意识，甚至害怕这种求助方式。

汶川地震五周年之际，大河日报记者采访了我，我跟他一起跟进了10个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我发现：绝大多数从未接受过任何咨询或心理治疗的家庭已经从创伤中恢复得相当好。在地震八周年之际，一位失去独生子的母亲处于最糟糕的境地，仍然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她的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在地震中丧生。她住在离成都不远的都江堰。我联系了华西医院最好的心理医生和四川大学最好的心理医生给她免费咨询，她同意了。但事实上，她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害怕距离和麻烦。两年后，当我再次去采访时，我惊讶地发现，虽然她的病情没有完全治愈，但她不再有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自杀倾向。原因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更加稳定。国家提供基本的住房和生活保障，原邻居、亲属安置在一起。这些人都有过失亲的经历，有的比较好，有的差不多，大家互相拥抱取暖，互相拉扯。以前这个妈妈老是在家里看女儿的照片哭，后来人家就拉她出来了：打麻将，三缺一，少一你不行。打麻将让你感觉更好。这是局部的情绪调节。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一起去旅游。如果他们没有钱去其他地方，可以在省内走一走。这种脚踏实地的社会支持系统可能比任何心理咨询都更有效，而且成本更低。

另外，对于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每对夫妇可以有两次免费试管婴儿的机会。有的人如果能再生孩子，他们的境遇就会好很多，这叫生生不息。也有一些人无法生育。 10周年，他们开始步入50岁，需要考虑未来退休的问题。一项新的政策是，国家将给他们养老金，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一个家庭失去了唯一没有孩子的孩子。夫妻俩办了养猪场，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失败了。他们告诉我，第三次国家专门给他们批了一块免费的土地，然后给了他们贷款。这一次，他们成功了。一方面，我佩服人们的坚韧，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帮助，他们就无法建立一个养猪场。

这些事情对人的心理恢复有最直接的影响，都是精神科医生做不到的。在西方，传统观点认为精神科医生不解决真正的问题。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用专业知识来影响政策制定。一项政策可以影响每个人，解决 70%、80% 甚至 90% 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剩下的少数人的问题被医疗模式解决了。

在当今中国，心理咨询的门槛非常高，要求来访者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并有较高的认知水平。但心理健康不应该是这些人群的特权。一年来，我参与了国家卫健委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先后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和云南省临沧市调研。在最底层，政府说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很大，但没有专业人士来做。我们是否需要培训心理学家来处理这些紧迫的需求？人们常常面临控制情绪障碍、婚姻关系和养育子女等问题。这些问题很基础，不一定需要专业的长期心理辅导，但非常重要，与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